“那一年，我快退休，但心里一直有个东西放不下，我要把前辈们、老人家们怎么开创、开拓、奠基敦煌事业的精神总结一下。”回想起2014年总结十六字“莫高精神”的经过，敦煌研究院名誉院长樊锦诗重复了好几次——“莫高精神主要是给老先生们总结的”。

樊锦诗一直强调精神是给老先生们总结的，却忘了自己也已经81岁，也已经是敦煌研究院的老先生，莫高精神也早已融入她的血液。在几代老先生的言传身教之下，“坚守大漠、甘于奉献、勇于担当、开拓进取”的精神，如今早已经在大漠里流淌绵延，生根发芽，长成一片硕大的绿洲。

这么多年，一代代莫高人正是秉持着这样的精神，才让大漠中的敦煌重焕荣光。这个精神背后，其实是几代人无私的奉献和付出。

因为热爱，所以坚守奉献

可以说，没有老先生们前40年坚守大漠，可能就没有今天的敦煌研究院。“他们当时有啥条件？啥条件都没有。我1962年第一次来这里的时候，全是土房子、土炕、土桌子、土凳子，穿的衣服跟老农民差不多，没电灯，喝咸水。1981年才有电，1984年才有这种砖房，才解决子女上学的问题。”当年的苦，樊锦诗全都经历过。

常书鸿、段文杰、樊锦诗等同志在敦煌城内办事处合影。1965年9月30日

常书鸿、段文杰这些老先生当年都是大学生，喝过洋墨水，过着城市生活，却背井离乡来到山沟里。莫高窟有一幅画叫舍身饲虎，在常书鸿最困难的时候，这幅画给了他勇气，为了事业做点牺牲值得。正是这种对敦煌历史文化艺术的追求和甘于奉献精神的支撑，老先生们在这里扎根了一辈子。

“这40年老先生们就守在这儿，什么‘打右派’、‘批斗’他们都经历了，但是莫高窟的保护、研究基础都是他们做下来的，没有人给他们奖励，没有人给他们提工资。”樊锦诗说。

敦煌研究院弘扬部李萍回忆，她们在1981年刚来莫高窟的时候，经常见段文杰院长睡得很晚，起得特别早。“后来才知道，因为‘文革’十年，老先生们都被下放到农村，耽搁了十年，回来之后，就想把过去的时间‘抢回来’。他们两三年时间出的学术成果，都是很多人可能十年才能出的，其实他们已经积累了很久。”李萍说。

而当年段文杰“抢时间”的情形，在樊锦诗身上也能看到。在采访过程中，樊锦诗两次被电话打断，我们听到她说：“我现在每天的时间都不够用，要赶稿子，但每天睡觉不能少于五个钟头。”听到这里令人心酸，一个81岁的老人，为了赶书稿，每天只睡五个小时。只要她在敦煌，就会一直发光发热，无私奉献。

“记得有一次去兰州看望段文杰院长，当时他已经快90岁了，我从他家出来的时候，他就问我去哪，我说回敦煌。就这么一句话，他一下把我拉住说‘回敦煌，多好，多幸福。’听到这话，我的眼泪就止不住了。我跑下楼，坐到路边栏杆上，哭了半个小时。回一趟敦煌，在老院长看来都是幸福的！”想起这件事，李萍至今很感慨，老先生们对敦煌的感情、对敦煌的热爱，是发自肺腑的。

想起刚接手敦煌研究院的时候，樊锦诗说：“莫高窟交给我们，如果管不好，那我就是罪人。交给我一份遗产，交给我敦煌研究院，交给我研究院这么多职工，怎么办？如坐针毡，如履薄冰。你只能把它带好，不能把它带坏。”凭着勇于担当的精神，在老先生们的带领下，敦煌研究院走进了一个新时代。

毫无保留，培养敦煌接班人

1981年，历经十年磨难的敦煌研究院重新招考了，多年没有进人的研究院迎来第一批新人，这批人也成了现在敦煌研究院承上启下的中坚力量。

李萍也是其中之一。她回忆，“当时计划招30人，很多敦煌研究院老先生的子女一起参加考试，但最终只招了22人，敦煌的子弟只招了一人。本来还有8个名额，但却没有降分录取，为的就是公平，老先生守则境界十分令人佩服。”为了保证敦煌研究院人才质量，避免“关系户”，敦煌研究院甚至多年没在敦煌招人。

面对这批新人，老先生们给大家毫无保留地传授知识。老师如饥似渴地教，学生们也如饥似渴地学。“我们当时有幸见到了常书鸿先生、段文杰先生，他们丰富的学识和背景，不是我们今天能够用简单语言去描述的。有时候他们是学富五车的老学者形象，有时候又是激情飞扬的歌唱家，他们就是才华横溢的这么一代人。教给了我们很多知识。”

经过学习和考试，老先生们根据各自表现和成绩，把大家分配到不同岗位，弘扬部部长李萍、美术所所长马强、保护研究所研究室主任樊再轩等人都是从当年分配的岗位上成长起来的。“我的性格比较能坐得住，老先生就安排我去修壁画，在洞窟里面一坐一上午，在工作的时候你可能会把自己都忘掉。”多年后，想起当时的安排，樊再轩觉得这份工作很适合自己。

为了留住敦煌的人才，让敦煌研究院后继有人，敦煌研究院投入了很多。

“我出钱，我出路费学费，你工资还带上，去读大学深造，有机会出国的出国，给他们平台。你要尊重人家，人家来这山沟里了，你得给人家机会，让人家有希望，能实现自己的价值才能留住。”樊锦诗知道这里的条件是很难留住人才的，所以想办法给他们提供更多的机遇。“不能只说奉献，要给他们提高的机会，给他们发挥的机会。可能工资不算太多，但是我们也想办法，向省里面要政策、要津贴。”

20世纪80年代以来，敦煌研究院积极与日本、欧美的大学、基金会合作。研究院在人才培养上的投入，在文博行业都是非常少见的。如今敦煌的讲解员队伍中有很多都会一门外语。敦煌研究院毫无保留地给大家提供学习的机会。敦煌研究院和美国盖蒂研究所的合作持续了30年，以樊锦诗为首的一批专家，专注学术研究，没有任何私心，资金全部用于保护和人才培养，这种勇于担当的精神也让外国人很感动。

“我们当时工资才几十块钱，到大学里学习，尤其是学理科，学费要四五千，对一个单位来说是很大一笔投入。”樊再轩说。当时很多没有考上大学的人，也在敦煌研究院圆了大学梦，甚至出国留学。我国第一个文物保护科技的博士李最雄先生也是敦煌研究院出来的。

除了人才培养， 敦煌研究院还注重大家对莫高窟文化遗产感情和知识的培养。在敦煌研究院有一个“规矩”：凡是到敦煌研究院工作的人，无论什么岗位，都要先从洞窟讲解员做起。因为洞窟是研究院的根，每个人只有了解了洞窟的历史和价值，并深入学习和讲解之后，才能培养他们对敦煌的热爱。直到今天，每一个莫高人都非常感恩曾有过担任讲解这段经历。

开拓创新，大漠长出参天大树

九层楼 金良/摄

正因为持续不断地培养人才，敦煌研究院才有了强大的生命力。 “严格地说，现在我们现在很多成果，老先生早就开拓了，比如讲解员的规矩，讲解员讲啥。修壁画，加固，治沙，他们早就做了。”樊锦诗说，开拓创新的精神在老一辈人的身上一直传承下来，敦煌研究院现在已经有了1000多人，在各个领域不断开拓创新，成果丰硕。敦煌研究院在大漠里开拓出了绿洲、长出了参天大树。 

如今，敦煌研究院有了强大的保护、研究、弘扬团队，在保护、修复、科研和历史文化艺术研究和弘扬等各个领域都有了进展。为了治沙、修复壁画，治出了国家科技进步奖，为了修壁画，自己研制方法，做工具，搞理论，培养了全国一大批的壁画修复力量；敦煌研究院新媒体平台积极与外界合作，推出的周签、二十四节气等精美的新媒体作品，赢得了社会的高度认可。

“最初来到敦煌研究院的时候，只是当成了一份工作，也想过一定要扎根这里一辈子，但现在，已经离不开了。”敦煌研究院接待部副宋淑霞说，在8月20日习近平总书记来莫高窟考察时，是她给总书记做了讲解，想起当时的情形，她很自豪地说，“回想起在这里付出了这么多、经历了这么多之后，觉得是蛮值得的。中国大城市很多，但是像莫高窟这样一片‘佛国净土’，你找不出第二个。”

很多人说，刚来敦煌的时候，就感觉敦煌研究院的人有一种特殊的面貌和气质，说不出是什么？后来，他们知道了——这就是“莫高精神”。

樊锦诗说：“这个精神好像是虚的，却支撑着莫高人，物质坏了，我们还可以再造，但精神没有了就没了。”

“莫高精神”我们要传承好、发扬好！

转自：国家文物局